父亲母亲

□陈良

前几天，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入冬天凉，父亲咳嗽的老毛病又有些抬头，已经在村卫生室挂了两天水了。她话音里藏着要求，虽未明说，但我听得出，她是想让我给父亲打个电话，问候几句。

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当教师。父母却不愿一起住进县城来，他们自认为习惯了农村生活，怕进城受约束，更重要的原因是抛不下农村的房屋与田地。后来，我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六口人分住在城乡两处。生产队分田时，户口簿上只有两位老人，家里只分得两口人的地。父亲说两个劳力种那巴掌大的地，会遭人骂哩。自家地不够种，闲不住的他们就花钱租别人的地种。租来的比自家的面积多了好几倍。他们这才心安。我提醒他们少操劳，他们装作没听见，不予理会。有一次，把他们说急了，怪我瞎操心，把我怼得无言以对。

父亲常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他们伺候农活，像伺候孩子一样细心。生产队里几十户人家，年年数我家庄稼长得最好。也不奇怪，别人得空爱串门、聊天、打牌，他们却把时光都耗在了田间地头的管理上。种同样面积的一块地，他们投入的精力比别人多得多。春种秋收，四季循环，他们年复一年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去年，生产队里有块边角地差点撂荒，父亲却觉得等来了“好机会”。老两口商量了一夜，决定承包下来。没等到第二天天亮，父亲就敲开了队长家的门。等他讲完来意，队长问：“二爷，你今年多大岁数？”父亲答：“七十五了。”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队里规定土地承包期是五年。您这是要干到八十岁呀！”父亲生怕队长反悔，更怕别人抢了先，当天就把一万元土地承包款交到了队长手上。

那块地在前一个承包户手上荒了很久，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几乎没法正常种下去了。别人不敢接手，他们却当半路捡到了宝贝。老两口不慌不忙，相信丑小鸭能变白天鹅。他们带着镰刀、铁锹下了地，起早贪黑，全力奋战，一干就是十多天。草除净了，土整平了，荒地重新露出了庄稼地的模样。

俗话说人勤地生宝。这块地在他们手里两年了，年年收成都极好，引得邻居们又羡慕又妒忌。提起这地，父亲总是既得意，又隐隐有些紧张，怕别人挖走似的。我说：“要不让给别人种去吧，你们也轻松点。”他总是摆摆手：“再说，再说。”那地犹如他的心头肉。

昨天中午，饭菜刚摆上桌，母亲的电话又来了。她略带神秘地说，人在宝应哩。我问她怎么进城来了。她说跟队上几个人一起来种花草，打零工。我连忙说带你吃顿午饭吧。她忙不迭回我不去了，不去了，来时带了午饭，午休时间短，吃完躺下晒晒太阳就挺好。没说几句，电话便匆匆挂了。

母亲一辈子劳碌，自家田里的活忙完了，也总不肯闲着。只要有人来找帮工，村里也好，村外也好，她总是抢着参加。她觉得有车包接送，还当日结工钱，这钱挣得容易。夏天，她帮人栽秧，最远去过百里外的金湖县，凌晨两点出发，三点就下到水田里；冬天，她又跟邻居去镇江刨慈姑，一直忙到年关才回来，手脚冻得开裂，脱袜子时，袜跟常常沾在皮肉上，一拉就流血。我劝她别去那么远，她却说走动走动，身子骨反而舒服。

这几年，我越来越怕见亲戚朋友——他们总说起我母亲的辛苦，言语里有关切，也有让我劝劝她的意思。我回家时常劝她：“年纪大了，要多顾惜身体。”她却总是淡淡地说：“左邻右舍那么多的老人，哪个歇着了？我才六十几，做得动哩！”她说得那样淡定，仿佛这样的劳作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有时候我回家，看见老两口坐在门槛上剥豆子，或是在院子里晒稻谷，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庄稼的长势、天气的变化。他们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留着泥土，但脸上那种平静满足的神情，是我在城里见不到的。

我给父亲打电话，问健康。想劝劝他们不要总惦记着田地上的事，话到嘴边，终究还是没说。我知道，我劝不动他们。土地是他们的根，庄稼是他们的命。田里的麦子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他们也在四季里跟着庄稼一起老去，却始终雄心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