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武建文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鼓吹变法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广为人知，但他的哲学思想尽管相当丰富，人们却知之不多。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首先是“以元为本”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康有为把“元”与“道”“太极”一起看成超越时空的神秘莫测的精神性实体，看成为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源。那么这里的唯心主义是何性质呢？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元”在人先，人生于“元”，明显是客观唯心主义。

康有为又把“元”等于“仁”，称“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皆性善”，并将“仁”看作“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这无疑又是主观唯心主义。很明显，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既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又受陆王心学的影响，在二者之间左冲右撞而又没有突破。

康有为虽接触过西学，对自然科学也有所肯定，但由于他坚持唯心主义立场，又受到中国纬书中的迷信思想、西方基督教宗教思想和康德学说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时常援引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他把认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绝对化，而把宇宙的无限性看成不可思议。他将世界划分为可以认识的此岸世界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他说，“自元元天以上”，还有“无量数的不可思议”的“天外天”（《诸天讲》卷10）。由此可见，在认识论上，他与王阳明相比，似手还略逊一筹。

在人性论上，康有为早年曾有别于宋明理学（人性善，笔者注），认为先秦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说“自是确论”。他把人性看成是对“食味、别声、被色”“视听运动”的生理本能，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他并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还宣称“无所谓大人小人”之别，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平等”，进而肯定人们“去苦求乐”乃至追求发财致高的合法权利（见《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尽管这种人性论带有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把“人欲”当作“人性”的重大缺陷，但不乏冲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封建意义。但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就逐渐放弃了反宋明理学人性论，认为“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合于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不随生死而变化，永恒，笔者译），人性被看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属性。更因为他承认了封建等级制的合理合法，于是把人性分为三品。“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孙卿（荀子，笔者注）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孟子微》卷2）。至此，他的人性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完全合流。可见，康有为的人性论与他的政见一样，也是以维新运动的失败为分水岭的。

在历史观方面，康有为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变易”观和庸俗进化论。他把《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理论张本，将其同进化论融合，并借公羊“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宣传“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上清帝第六书》）的进化观点，认为“变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种历史观与封建主义的信古、崇古、复古思想是对立的，具有进步意义。

康有为还猜测到了事物的对立、矛盾和发展的某些内容。他沿用传统中的“阴阳”，表达事物矛盾发展的思想。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春秋董氏学》卷6上）。又说“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论语注》卷3）。这是很可贵的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旧统治阶级、新学反对旧学的理论概括。

但是，康有为的历史哲学终究是一种庸俗进化论。他把“三世”作无穷划分，“由三世而九世，由九世而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而千万世，至无穷世”（《论语注》卷2）。又说“百世之后，穷则变通，又有三统（黑统、白统、赤统，笔者注）”（《孔子改制考》卷9）。于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了始终按部就班、无法“躐等”的机械运行和无限的循环往复。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哲学基础，决定了它是一场改良运动，而不是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