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化背景下的宝应文化

□ 查秀文

恩师金城先生新著《宝应文史百题》出版了，这是他继《宝应学派初探》《宝应史话》之后又一部宝应地域文史巨献。

先生是一个极其认真、严谨的学者，他特地在赠书的扉页为我题签。先生的书法亦十分了得，笔法字法精到，线条一波三磔。一如他潜心研究的宝应文史，源脉钩沉，波澜壮阔。

先生孜孜于文史研究，探幽穷赜已经二十载。用先生的话说，这二十年，他满脑子都是宝应文化，为它而苦，为它而乐，几近疯狂。

疯狂是一个学者做学问的执著态度。而令我尤为敬佩的，先生对于宝应文史的宣传和推介，也是疯狂的。他逢人必谈宝应文化，逢会必提宝应文史。他甚至不分场合振臂疾呼：宝应人不能不知道宝应历史。

知先生者，谓之执著，穷理致知；不知先生者，谓之愚执，钻牛角尖。

文化历来争辩纷然，先生坦然研学，沉浸其中，挖掘出了一大批宝应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士大儒、史学资料，填补了宝应文史研究的一大片空白。

先生的《宝应文史百题》，内容厚重，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他站在中国古代的大历史观、大文化背景下，将宝应文化作为全国文化的一部分，进行有体系、有逻辑、有章法地解构和总结。他“立足于宝应，放眼于全国，手写百年，心存千古”，他大胆突破，不仅写出了宝应文脉，并将宝应文史理论化，构建了完整、严谨的宝应文化体系。特别是清学三门的理论框架与清学模式的提出，实乃清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宝应文史百题》的文体亦别出心裁。既非散文，亦非论文。先生自谓本书写法受《史记》启发，“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许是受胡适的影响，先生是一个高明的方法论者，全书凡120问，看似零碎，却妙如珍珠，答问之间，独立成篇，行文精昶，叙事蕴藉，论理深致。

以史为脉，循迹溯源。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石犁，良渚部落的族源，殷商时期的南迁，宋元明清的移民换血、流民定居，到地理风物运化，河湖变迁，言之凿凿有据。

宝应在周为吴地，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楚为秦并。汉景帝六年史始称平安县，隋开皇初为安宜县，唐肃宗上元三年更名宝应。寥寥数语，建制沿革清晰了然。据先生考证，最早的宝应人应为浙江良渚部落，商周时族源群舒，宋朝数万山东移民进入宝应，及至明清，以苏州人为主。宝应新时期遗址曾出土石刀、石犁、石凿等文物，双琚商周文化遗址出土了陶罐、网墜、角锥鼎、砺石等文物，表明其时宝应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犁耕农业阶段。

宝应古来有水乡泽国之称，最初有九湖五荡，部分湖荡鲜为人知。九湖为：清水湖、氾光湖、洒火湖、津湖、白马湖、广洋湖、射阳湖、博支湖和梁湖。五荡有：黄昏荡、火盆荡、章思荡、蚬墟荡，经历千年沧海桑田，有些湖荡早已废湮。宝应地理环境优越，生态资源独特，刘中柱的《宝应名胜纪略》，记录了宝应四十七处风景名胜。

运河文化在先生的书里占据了一定的篇幅。众所周知，“邗沟肇始于春秋”，为吴王夫差开凿，通江淮，入广陵，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宝楠是第一个研究宝应大运河的学者，也是早期研究中国大运河的奠基人。刘宝楠的《宝应图经》是运河学的奠基之作，重点记载城邑之沿革、河湖之变迁、漕运之通塞，总结了宝应境内邗沟段自始筑至明代万历四十一年有十三次变迁，史称“邗沟十三变”。

但先生的研究总能伸进内里，掸尘揭盖，张力开泰。研究成果更令同研学者瞩目：一是宝应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惟一的具有完整历史的河段。这是宝应大运河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是建设宝应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支撑。二是射阳是邗沟的终点，是古邗沟惟一遗存的古镇，对于京杭大运河有着典型的意义，代表着大运河渊源期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汉射阳城是大运河文化中最早的城。三是为补县志及刘宝楠《宝应图经》之遗缺，先生自行整理出《宝应大运河历代工程史考》，引经据典，从吴王夫差掘沟引江入手，经东汉、魏晋、隋唐，历南北宋明清，大小修缮工程75次，细至朝代、地点、人物、修建过程，脉络清晰地还原宝应大运河之千年演变历史。

以人为楔，因文生名。从“为袁绍檄豫州”的建安七子陈琳，宝应学派十儒，明清四大望族朱刘乔王，到代表明清文化巅峰的三大集成巨著，四大奠基之作，宝应名耆大儒，人才喷涌，述之娓娓动人。

先生挖掘、整理出的宝应名人蔚为壮观。宝应有56人列“江苏明清文人年表”。《清代扬州学记》中所列出的主题人物和附见人物计22名，宝应学者独占9名。宝应的王懋竑在主题人物中居于首位，被看作是扬州学派的先驱。刘永澄、王懋竑、朱泽沄、刘台拱、朱彬、刘宝楠、刘恭冕、成蓉镜、王源、张肱等宝应“十儒”，都是进入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的人物。汉代三国第一义士臧洪，是中国儒将典型。康熙状元王式丹，诗文被誉为天下第一。陶澂为诗名极高的淮海诗人。宝应乔氏为淮海文学三大家族之一。宝应有6人列入辞海：臧旻、臧洪、陈琳、王敬则、刘宝楠、高朗亭。臧旻、陈琳、陈矫、陈骞4人写入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先生总结宝应文化有八大家：外交家臧旻、文学家陈琳、军事家王敬则、孟子学家刘永澄、书画家陶成、经学家刘宝楠、数学家张肱、表演艺术家高朗亭（中国京剧鼻祖）。宝应学术四巨子：王懋竑、朱泽云、成孺和刘岳云。宝应有三大集成巨著：王懋竑《朱子年谱》，集朱子研究之大成，代表清代理学最高成就；刘宝楠《论语正义》，集论语研究之大成，代表清代经学最高成就；刘岳云《格物中法》，集中国科学史研究之大成，代表清代实学最高成就。宝应有四大奠基之作：考古学《汉射阳石门画像汇考》、运河学《宝应图经》、科学史《格物中法》、古地理学《禹贡班义述》。宝应有三大学派：金陵六朝学派、宝应学派、端临学派。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对宝应学派研究颇深。他凭刘师培“淮海之滨有朱泽沄，于是有宝应学派”一句话立论，在浩瀚的书海中一点一滴收集史料，数易其稿，写成洋洋30万字的《宝应学派初探》一书，发掘研究了王懋竑等一批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大儒，大胆提出宝应学派是扬州学派的渊源和主力军，并引经据典加以考证。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诸多知名学者的肯定。

先生研究宝应文化，核心在于研究宝应儒学。事实上，一部宝应文化史，就是一座宝应儒学宝库。而先生论及的每一个儒学大师，都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先生认为，宝应儒学起始于汉，辉煌于明清，不仅在江淮，即使在全国，宝应理学、经学和实学，亦堪称中华之冠。

刘宝楠对宝应儒学有“淮海儒宗，安宜三刘”与“宝应儒学四贤”之说，安宜三刘指刘继善、刘永澄、刘永沁，儒学四贤指刘永澄、乔可聘、朱泽云和王懋竑。宝应儒学学术化始于刘永澄。宝应儒学名人众多，臧洪、陈容为中国最早儒将；王懋竑、朱泽沄、乔漌、刘台拱、朱彬、刘宝楠、刘恭冕、成孺入儒林传；王懋竑、朱泽云、刘台拱、成孺为四大儒；按清儒学学术三门理学、经学、实学而论，宝应有清儒三大家：理学家王懋竑、经学家刘宝楠、实学家刘岳云。

理学大家王懋竑，宋明600年理学殿军、扬州学派先驱，梁启超评价王懋弘是“清一代真正研究朱子的惟一的一个人”，他评价王懋竑的《朱子年谱》是“研究朱子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国学入门的必读书”。胡适评价《朱子年谱》是“不朽之作”。

刘宝楠是宝应家喻户晓的经学大师，他的《论语正义》是国学必读书，辞海有传。

刘岳云，学术巨子，宝应刘氏之大宗。他的《格物中法》为中国第一部科技史，构建了中国科学知识体系。

据先生考证，宝应古籍著述约900种，入扬州文库61种。其中宝应朱王乔刘四大家族著述颇丰，朱氏270种，刘氏230种，乔氏111种，王氏120种。宝应收入《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多达48部，居全国首位。

宝应古代文学与宝应儒学一样“光耀江淮”，文坛泰斗王世贞赞誉宝应为“最文采风流之地”。在先生的研究中，宝应文学始于汉，刘安的《招隐士》是最早反映宝应风貌的楚辞体。汉魏则出现了文学大家、散文宗师陈琳。陈琳首创檄文体，散文多有骈化，《为袁绍檄豫州》等四篇散文均入选中国最早的诗文集《昭明文选》。史上以诗述怀陈琳的大诗人众多，著名的有李白诗：“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杜甫诗：“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李商隐诗：“固惭非贾谊，惟恐后陈琳”，温庭钧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唐代，以李白杜甫为首的20位诗人写了31首与宝应有关的诗，将宝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唐代诗人储光羲曾任安宜尉，陆龟蒙隐居宝应甫里寺。及至宋代，范仲淹、陆游、文天祥等有17位著名诗人在宝应留下了21首诗。其中范仲淹的“渺渺指平湖，烟波极望初。纵横皆钓者，何处得嘉鱼”极为有名。

先生认为宝应文学第二高潮蓬勃在明清。刘宝楠《宝应文征》收录宝应诗文六十家，一百余卷。如《安宜六子唱和新编》《敦素园七子诗选》《白天唱和集》《白天风雅前编》《白天风雅》等。宝应诗文集约有700多部。宝应明清文学家代表有：朱应登、朱曰藩、吴敏道、陶澂、王岩、王式丹、乔莱、刘玉麟、乔亿、刘宝楠、朱克生等。明朱应登、朱曰藩开拓金陵文学有功，朱曰藩创金陵六朝派。王式丹是清代宝应惟一的状元，诗文冠天下。明清宝应诗派林立，诗社众多，宝应诗人单入选《淮海英灵集》就多达78人。本邑文学与外来文学大融合，诗歌繁荣昌盛，王世贞、吴承恩、孔尚任、蒲松龄、林则徐、曾国藩等，都与宝应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集和交流。天下至尊的乾隆帝六次南巡，五次诗言宝应。

千年孕古邑，宝地应生辉。先生常说，宝应在文化上取得如此辉煌、显赫的成就，固然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宝应人孜孜以求、生生不息的人文风骨和坚韧精神。

刘师培赞宝应人品：勤于务本。王世贞赞宝应人才：文采风流。

宝应有三人官至“大司”，曹魏大司徒陈矫，晋大司马陈骞，南齐大司空王敬则。清代宝应又出了一个礼部尚书朱士彦。在贪腐最盛的明清两代，宝应无一贪官。宝应朱氏“为官十五世，清廉四百载”。

先生喟言：宝应人文精神铁骨铮铮，坚忍不拔。汉代的义、明代的气节、清代的理学传统，对全国的儒学文化影响很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宝应明清文化引领江淮文化三百年。

我读先生的《宝应文史百题》，虽粗精数阅，终有始易后难之感。易的是问答之间，旋能释疑解惑；难的是思考之时，颇难顿悟精髓。先生之解答、论述，其实是在一个极其庞大的历史环境下、文化背景下，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断能独立成文，合则前呼后应，无论是时间线，历史线，文脉线，关联线，内里都隐藏着强大的逻辑关系。如果对宝应文史和文化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如果不能站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如果没有对历史本真的足够尊重和文化自信，你会不敢相信，宝应这个弹丸之邑，历史上竟有如此阵容的文人大儒，如此震撼的学术成就，如此磅礴的文化鼎盛。

文化是一场踽踽独行的苦旅。对于曾经灿若星辰的宝应文人是，对于现下沉湎研考的金城先生，亦是。先生研究宝应文史20多年，白手起家，借道浩籍，“四海求凰，思之如狂”，常常奋笔疾书，夜不能寐，他将笔触从个体思想转化到具象实体，将时空从远古皓月延伸到头顶苍穹，其研究可以说前无古人。

雪泥鸿爪，抓地有痕。一部《宝应文史百题》，览尽千年文化史。这部书，不仅仅是对宝应历史的总结，文化的提纯，更是通过宝应文人大儒喷涌之现象，学术高博精深之义理，弘扬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先生今年83岁了。83岁的先生每每谈及宝应文化，依旧声若洪钟，中气十足，激情四溢。我想，单就对宝应文史的贡献，提振宝应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先生是有这个底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