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庐山真面目
□ 陈麟德
争抢名人，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清代关于诸葛武侯籍贯为南阳抑襄阳就有明显分歧，所以清咸丰南阳知府、襄阳名彦顾嘉蘅于南阳卧龙岗诸葛武侯祠撰名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位五品黄堂，既不愿唐突为官之地，又不忍乡邦父老齿冷，实在用心良苦！
改革开放特别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来，各地争抢名人故里、墓地时有所闻，不胫而走。从山西两地争抢“帝尧故里”到湖南酃县与陕西宝鸡“炎帝陵”之争，河南伊川与汝阳“杜康之争”，浙江绍兴与诸暨“西施之争”，绍兴与上虞或杭与甬的“梁祝之争”，忍俊不禁，愈演愈烈，愈烈则愈光怪陆离。一个“牛郎织女”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连日本福冈也想分我杯羹。一个传说中的寿星彭祖，江苏徐州、四川彭山和浙江临安都言之凿凿有彭祖足迹。内蒙古昭君墓竟达数十处之多，扑朔迷离，莫名其妙。曹雪芹葬地在通州张家湾，与过去在京郊西山黄叶村互异。“曹公霑之墓”专家冯其庸先生判其为真，众颇韪韪；权威周汝昌先生则斥其曰伪，一笔勾销，令人莫衷一是。更有甚者，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故乡碎叶城，原来只是国内四川江油、湖北安陆和甘肃天水三地参与“李白故里之争”，而吉尔吉斯斯坦又提出碎叶城为托克马克市，于是演变成两国四地之争。
名人故里、墓地之争，究竟是为文化传承与发扬，乡邦的荣誉与知名，还是利益的独揽与捷足先得？盖泱泱中华乃礼义之邦，绝大多数应是前者。除非连西门庆、潘金莲故里都有人争，寡廉鲜耻居心叵测者又当别论。
予不敏，自不量力，数十年间曾与学者、专家就名人故里、墓地有过几次争论，迄今不悔。
其一，“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墓在邳州还是在宝应射阳湖镇，我以为是后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梓行的《唐诗鉴赏辞典》简录唐·温庭筠《过陈琳墓》七律一首：“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零过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秋草，铜雀荒凉锁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安徽师范大学刘学锴教授撰文鉴赏，在注释和文中均称陈琳墓在邳县或下邳，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既下断言必有所据，按管窥之鄙见，证一，《咸丰邳州志·卷十九》：“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旧城”指今江苏睢宁县在邳东约三里处，原属邳县后划归睢宁县，在县西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该志除收有温诗外，亦收有昭宗时任户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卒官、写过《唐英歌诗》四卷吴融的《陈琳墓》七绝一首：“冀州飞檄傲英雄，却把文辞事邺宫。纵道笔端由我得，九泉何面见袁公”。证二，清顾嗣立《温飞卿诗集笺注》称邳县陈琳墓本《南畿志》，按明代中叶有蒲田人陈琳，弘治进士，出督南畿学政，邳县陈琳墓似应指明代蒲田籍出督南畿学政之陈琳。清初昆山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中云“湖广应城有陈琳墓”，按应城人陈琳，曾任广西佥事，此墓决非汉末之陈琳。
“建安七子”陈琳其籍贯据《三国志·魏书》载“为广陵人”，而《嘉靖惟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记载则更为具体，均认定陈琳系“广陵射阳人”，即今江苏宝应县之射阳湖镇。此地为孔璋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陈琳墓在射阳，散见于不同层次的地方志中。《嘉靖惟扬志·卷之七·公署》称：“陈琳墓在宝应射阳村”；《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冢墓》称：“魏司空军咨祭酒管书记室陈琳墓在县东六十里射阳村”；《康熙宝应县志·卷四·墓域》称：“汉司空军咨祭酒管书记室陈琳墓在县治东六十里射阳村”。《嘉靖惟扬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嘉靖宝应县志略》、《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在人物传中皆有陈琳列传。《府志》、《宝志》、《盐志》之《艺文》中均收有温庭筠《过陈琳墓》七律一首，《盐志》并于温诗后作注曰：“陈琳，三国时人，建安七子之一，任射阳郡守，代长盐渎。墓在射阳村，射阳湖堤畔”。《志略》集有孔璋《为袁绍檄豫州文》。
著名学者的专著中也有确凿的记载，如临淮县教谕，后任真定府知府迁户部郎中，为部郎时与朱彝尊、查慎行相酬唱的刘中柱撰《安宜名胜纪略卷下·陈琳墓》称：“著名汉末者射阳得三人焉：臧太守洪、陈郡丞容、陈司空琳也。太守死忠，郡丞死义，千载争光明。司空初事何进，进败归袁绍，绍败归曹操，弃恩事仇，大节有亏。何二烈士被戳，辽鹤不返，而高冢麒麟琳独安故乡之魂也”。刘中柱裔胄刘宝楠，道光廿年进士，授三河县知县，专治《论语》，撰《论语正义》，为“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他在《宝应图经·疆域》中考定去城“六十里射阳镇有汉司空门下督陈琳墓”。
显宦宿儒不乏吟哦宝应射阳湖陈墓之诗作。明万历七年以进士知盐城县事并主修过县志的杨瑞云有《阻雪射阳吊陈记室》五律二首：“欲雪五湖天，迟回吊昔贤。飘零谁见汝，霸主重相怜。文藻留今代，精灵逐瞑烟。寥寥千载意，故阻北风船。 怀古从延眺，风烟万里赊。淮南存故国，冀北是君家。青自坟头草，香飘雪里花。千秋一祠宇，凭尔振豪华。”（《乾隆盐城县志·艺文》）
曾荣膺康熙褒赞其学问优长，文章古雅，王士祯称誉其诗“奇秀峭拔”，以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明史》的乔莱，生前见到过陈琳墓碣，亦以杨瑞云旧题写过五律二首：“四野寒花乱，湖空暗不闻。那堪风雪路，来吊孔璋坟。隧古禽藏草，天低树扫云。石麟埋没尽，何处问参军？ 世上徒苛论，怜君一代才。雪填碑字白，风动墓林哀。幸不题鹦鹉，何心侍雀台。飘零今古合，披草酹寒杯。”（见《归田集》），《康熙宝应县志·艺文》亦辑）笔者曾在宝应中学任教十年，多次到过射阳湖镇，古镇年事稍高之人咸云陈琳墓在河东（射阳分河东、河西）蔬菜园垛河道之下，地当射阳湖畔。我曾以《陈琳墓考辨——就教于刘学锴先生》为题，撰文发表于《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1期。拙文发表后未见刘学锴先生有商榷或答辩文章。1993年11月郑板桥诞生300周年，兴化隆重举行第一届中国郑板桥艺术节，安徽师大图书馆长孙文光研究员应邀来兴与会，我还托他向刘先生致候并征询对陈琳墓有无异议？后《江海学刊》于1999年4期在《学术短札》栏摘要发表此文，拙见似获学界首肯。
其二，北宋词人柳永墓在镇江北固山下还是在仪征仙人掌（胥浦），我以为是后者。1991年初，我在《江海学刊》1期曾发表过一篇学术短札，题为《柳永墓小考》，力排柳永卒葬襄阳说、枣阳花山说，认定柳永卒京口、葬真州、墓在仪征仙人掌。其主要依据为明《隆庆仪真县志·名迹考载》称：“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称：“屯田员外郎柳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桥。”讵料《江海学刊》1992年2期发表周桂峰先生（淮阴师院中文系主任）题为《柳永墓在镇江北固山下》，其依据为《万历镇江府志》和《光绪重修丹徒县志》，旗鼓相当，各执一词。后来我为答辩，找出王士祯《分甘余话》为据：“相传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今仪征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王士祯在《真州绝句》中又一次提到：“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还在“残月”二句下自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柳永卒京口，又为何葬真州？关于这一点，王士祯在《池北偶谈·谈异·柳耆卿墓》亦已作出解释：“仪征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录话》：‘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嗣后在《带经堂诗话》里再次申述：“柳七葬真州仙人掌，仆尝有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渔洋博学多识，交流甚广，曾在扬州任推官五年，多次行役白下、京口、真州之间，对这一地区的掌故知之甚详。他一直认为柳墓在真州，绝非臆造，必有依据。柳墓在真州，不仅频频见诸王士祯之诗文，稍后于王士祯的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在《七律·过真州》中也写过“晓风残月屯田墓”，足可与渔洋诗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看来王士祯、沈德潜都是首肯柳墓在仪征仙人掌的，于是我引经据典，写了《柳永墓再考辨——答周桂峰先生》，寄往《江海学刊》，编者复函称“二说并存，本刊不拟再作讨论”，未刊出，此文后在《扬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2期付梓。然意犹未尽，我又写了《柳永卒、葬地之争述评》，发表在《盐城师专学报》1998年4期，未见周桂峰先生在报刊上对拙见持异议。前文后辑入拙著《玩易轩文稿（下）》，后文辑入拙著《幽寒集》。
其三，《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究系钱塘施耐庵还是兴化白驹场施彦端号耐庵，我以为是后者。通过1952年、1982年两次深入、细致调查，根据志乘记载、家谱文献、出土文物、民间传说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确有其人。正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际，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先生撰著了洋洋26万言的大作——《杭州与水浒》，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梓行，提出《水浒传》作者为钱塘施耐庵，主要论据为施耐庵的杭州情结，而杭州情结主要从地理态势、气候物象、土语方言三方面来体现，即只重视《水浒》文本内部的研究而疏忽外部的有关资料，内证宽余而外证寥寥。也难怪，马先生所坚认的《水浒》作者为钱塘施耐庵，而偏偏志乘记载、家谱文献、出土文物、民间传说等外部资料，一无所有。唯其如此，马先生就对兴化、大丰两地的志乘、家谱、文物、传说吹毛求疵，苛论绳人，务求一笔勾销而后已，学者雅量似欠恢廓。予不敏，曾以《让施耐庵归真返璞》为题，就《水浒》作者施耐庵问道于马先生，拙文见《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5期。此文曾于2012年4月杪由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和兴化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宣读，后来由林骅、史实整理发表于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5期的《述要》中提及此文。荷蒙马先生不弃葑菲，以《〈或疑或信重说施耐庵〉续篇——兼答浦玉生、陈麟德先生》为题，撰文发表于《济宁学院学报》2013年8月。此文凡5部份，一箭双雕，不过只有最后1部份惠及不佞，马先生仅在“外证”、“内证”上绕了几个圈子，除了抛出几多紧箍咒变本加厉苛求“外证”外，并未对我雌黄他的“内证”表示可否，更没有“针锋相对，提出论据，实事求是，逐条辩析”，（引自马文）银样鑞枪头虚晃一下，在下毫发不爽，极而言之，马先生并未使顽石点头。我仍然坚持《水浒传》非纪实文学，可以虚构，决不是作者对那里熟悉，那里的风物写得多、写得准确就是那里人。《水浒传》杭州风物写得多，写得准确，作者不一定就是钱塘施耐庵，因为志乘、家谱、文物、传说一无所有，而白驹场施耐庵流寓钱塘倒有记载，马先生天马自行空，一厢情愿，只恐学界未必首肯。
至于白驹场，向隶兴化，1951年大丰建县后，白驹场分属兴化、大丰，尽人皆知，我们从来也未否认过这个事实。其实历史人物的籍贯，有个约定俗成的办法，即应以古代历史疆域的划分来考证认定，绝不能以变迁后的现代疆域来确定，当以历史人物生活的年代为何地何名为准。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故乡为碎叶，安西四镇之一，由安西都护府统辖，为唐朝军事重镇，边疆战略要地。然而，物换星移，昔日太白故里的碎叶城，而今却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白衣苍狗多翻覆，沧海桑田几变更”。试问：历史人物的籍贯，从古还是从今？太白故里当然是碎叶城，决不可能是托克马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兴化也好，大丰也罢，都在五星红旗之下，何况两地还有一个共识：《水浒传》作者施彦端号耐庵为白驹场人，两地纵有分歧，皆属“兄弟阋于墙”。以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会长、《耐庵学刊》主编刘兆清先生为首的学者，几乎皆识大体、顾大局，那位坚执施耐庵“故里概念，只能大丰不能兴化”的学者，失之于偏颇、武断、局限，似有数典忘祖之嫌。施翁在世，神州并无大丰。硬说太白故里只能是托克马克，不能是碎叶，岂不谬哉！盐城耆彦、毕生致力于《水浒传》研究的周梦庄先生于30-40年代断言“施耐庵是兴化人可无疑”，无可非议。斯时大丰尚未建县，白驹场专隶兴化。星移物换，1951年大丰应运而生，有人居心叵测，对耐庵故里萌生问鼎之心，而作为盐城籍学者周梦庄先生不改初衷，仍然对“白驹施家桥有施耐庵之墓”深信不疑。懿哉，君子之素心也。
窃以为，名人故里、墓地之争，虽聚讼纷纭，见仁见智，但应殊途同归，去伪存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真实为第一性。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从美里面求真，再现事物的真相，还历史以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