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没有救助过苏轼

□ 陈志群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读诗谳》：“……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七第2014页）

上文中的丞相是章惇，章惇发声救苏轼，有《论事表》为证。当时谳议，指苏轼“乌台诗案”的最后定案，因王安石说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话而‘一言而决’，但后面又说：“呜呼！谁谓两公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意思是谁说章惇和王安石这两人出言救助苏轼的呢，大概是因为人心相同，况且只是苏轼和王安石对新法的看法不合，这是“旧传”，是传闻之言，可信度未必高，此事在周紫芝之前或之后，都找不到同类的记载。（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朱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倘若真的将苏轼处死，这笔账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有的史料记载，王安石本人也曾反对“诗案”，虽然关于此事的证据不足，但王安礼的态度大抵也可以代表他的哥哥。（《苏轼十讲·第三讲》上海三联书店，第106页），这段话站得住脚吗？他又在该书的第六讲“苏王关系”中说：“‘乌台诗案’的一个文本《诗谳》（《丛收集成》本）其末尾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这个旧传是否可靠，现在难以考见。”（第226页）这还是叫人难以信服。

许多写王安石的著作都说在苏轼命悬一线时，王安石虽已罢相在金陵，听说苏轼性命危险，上书神宗皇帝，说“岂有圣世杀才士者乎？”而使得神宗皇帝不杀苏轼。《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苏轼传》对王安石救助苏轼皆无一字提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研究王安石的专家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康震的《王安石》，李一冰先生的遗著《苏东坡新传》等都没有提及王安石救苏轼一事。莫砺锋在《漫话苏轼》中也有这一说，但他没有举出证据。

倒是与“乌台诗案”也许有关，王安石有一首《杨刘》诗，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态度，这首诗是这样的：

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厉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世忌讳繁，此理宁复在。南山咏种豆，议法过四罪。玄都观桃花，母子受颠沛，疑似已如此，况欲谆谆诲，事变固不同，杨刘可为戒。

“杨刘”，杨指杨恽，他是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候。后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告发他有不当言行，被免为庶人。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信中表示不满，被认为大逆不道而腰斩。

刘，指刘禹锡。唐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回到长安。刘禹锡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借人们在长安玄都观中看花，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他和柳宗元等又再度被贬。

王安石这首诗实际上是暗说苏轼用诗歌来谤讪朝政，攻击新法，是同杨恽和刘禹锡一样的不识时务，得罪权贵，身陷牢狱，完全是咎由自取。你苏轼写诗来评论时政，只能“谲谏”，即委婉地规劝，而你却公开激烈地攻击新法，酿成大祸的原因就是你犯时，这是你致命的大忌。你苏轼须以杨恽，刘禹锡二人为戒。

“乌台诗案”震动天下，退居在江陵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时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原因是反对派人士郑侠上“流民图”，控诉王安石变法引发天灾人祸，使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这引起神宗皇帝的恐慌和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被迫解职，心有不甘，恨极了反对新法之人。苏轼用诗歌激烈反对新法，王安石早就痛恨苏轼，曾对神宗皇帝说出对苏轼要“譬如调恶马，须减芻秣，加箠朴，使其服贴乃可用”的狠话。（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六十二）王安石还指使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苏轼丁忧归蜀时卖私盐等事，来构陷苏轼。（《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古往今来，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中，只要一有派系存在，或政见不合，或对权力构成威胁，政治上的倾轧是免不了的，历来党争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王安石性情狠逼，是个出名的“拗相公”，他会救助自己的政敌苏轼吗？王安石这首诗完全用教训的口气，在敲打苏轼，警告苏轼。“诗可以怨”是孔子肯定的，是儒家诗学观念。表达政见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像刘禹锡这样用诗歌表达政见的诗人不可胜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了惩罚，甚至丢了性命，那是统治者的狭隘和暴虐造成的。北宋开国皇帝不是立下“不杀言者”和“言者无罪”的规矩吗，言者委婉进谏，这当然最好，但语言切直，也未尝不可，只要你是真诚的，出于公心。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等参加了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苏辙对语最切直，几位考官要黜免他，但仁宗皇帝不许，说：“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猎较诗并序》中，不也以诗刺仁宗较猎吗？（《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八）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也对几位皇帝均有指责吗？苏轼用诗讽刺新法，诗语再怎么“不逊”，毕竟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是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意的，如果过激而有失偏颇，那也应该求同存异。

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也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王安国因与郑侠的“流民图”事件有关连，被追毁生前所有文字，遣归田里。在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没有为亲弟弟说过一句求情的话。有人用这件事来证明王安石不营救亲弟弟，而为苏轼求情，显示了王安石的胸怀，我说这是王安石的法家的冷酷，自己的亲弟弟不救，他会救一个恨之入骨的苏轼吗？

元丰七年（1084）苏轼特地绕道到江宁会见王安石，时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已是心灰意冷。此时的苏轼和王安石已没有政治上的对立了。从二人会面过程中，苏轼没有对王安石出言相救表示感谢，倒还是对王安石有所讥讽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救过苏轼，苏轼按常理应该表示感谢，至少要委婉地表示一下吧，可我看不出苏轼有这一点意思。有人说苏王二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了吧。”（康震《王安石》中华书局，第259页）说苏王不计前嫌，这还可以，但说他俩是知己，怕是未必。什么是知己，志同道合才能算知己吧，“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含糊不得的。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此言只是对苏轼才华的钦佩，仍只是以“才士”的眼光看待苏轼的。王安石也十分清楚，苏轼在治国理念和变法策略，是决不会与他达成共识的。君子和而不同，苏轼的胸襟和气度够大的了，他可以不计王安石当政时对他的恶毒攻击和无情打击，但苏轼在原则上也是个是非分明之人，他从始至终决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

苏轼是个重感情，讲感恩的人，在他身陷“乌台诗案”时，章惇曾出言相救。苏轼在贬到黄州后，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与章子厚参政书》）

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不顾蔡确，王珪等一些大臣的阻挠，用“皇帝手札”的特别手段，迁苏轼量移汝州，告词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语，使苏轼低佪雒诵，非常感激。后来苏轼得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出自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王震是苏轼好友王巩的六侄。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王震做了翰林院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以病颜”，即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出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过赣州，重遇画家宋子房（汉杰），想起四十年前，自己任凤翔签判时，其父宋选为凤翔太守，对苏轼非常照顾，苏轼始终感念于心：

“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台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与宋汉杰书》）

苏轼对照顾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是终生感念于心的，如果他在“乌台诗案”中得过王安石的一言救助，他一定会铭记于心，没齿不忘的，但在苏轼的文集和其它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王安石曾救助过苏轼的根据，也没有见过苏轼感谢王安石救助之语，所以说王安石曾出言救助过苏轼，是不确的，至少说缺少证据。我的看法是否有点武断，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