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宝应人

□ 韩厉观

我本黄海边上东台人，寄食宝应六十多年了，从二十出头到宝应，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从教书到写书，目之所对，心之所思，手之所写，尽是宝应的人和事，妻党是清一色宝应人，宝应人想事行事的作派渗透到我个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我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宝应人”。

我与人合作写了《华克之传奇》，之后又写了《陈处泰烈士传》。可巧的是华与陈是安宜高等小学的同窗，中学、大学虽不同校，却是同气相求的密友，彼此从1930至1935年在上海同吃同住五年多的时间。起初，两人的信仰并不相同。华克之信奉孙文学说，是个国民党左派。陈处泰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学时就能阅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共产主义经典。两人在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上是一致的，都遭到反动政权的缉捕、迫害。在上海的五年多时间里，华克之一心谋划他的“五步流血”计划，最终演变成震惊世界的“刺汪事件”。陈处泰则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成为“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第八任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最后一任书记。最终血洒南京雨花台，年仅27岁。

这使我想到《后汉书》所载臧洪、陈容的故事。在群雄并起声讨董卓的东汉时期，宝应人臧洪受到大军阀袁绍的赏识，擢拔他为东郡太守。当他看出袁绍讨董是假，篡汉是真，便逐渐与之离心。后来借袁绍不肯救援张超，致张全军覆没，举家死于曹操刀下之故与袁绝交，并与之血战到底，最终为袁绍所杀。

明清两代，宝应出了大批学者、诗人和名宦，或不愿与阉人为伍，或犯颜抗争，或清廉自守，虽遭罢黜、弃职亦在所不惜，定要坚守为人的底线。都说宝应人爱“认死理”“说死话”，或许这正是宝应人对“忠信”执着与追求的一种通俗说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为几位草根级的人物写过报道。一是我的邻居李宝发师傅，他是一位地道的江淮大厨。他对淮扬菜系精研之深，他在红锅白案上的技艺之高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他那以人为本的宴饮理念更令人赞叹不已，他对宝应特色的荷藕菜肴钻研与开发终身不渝，为后继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另一位是南乡的农妇王月英女士，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共和国烈士。自从得悉心上人为解放事业牺牲后，每年春天都守在门前的荷塘边，守候第一枚荷钱出水，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虽然后来嫁给烈士的胞弟，这份仪式化的思念一直未改。我在采访她时她对我说，男女上的事千交万交不抵头交。我为之一震，这恐怕是对爱情最直白的诠释。再一位是一位厂长，他叫李永定。最初听说他不肯用手机，也不坐小车，我并不以为然。当他面对我表述，接手这么个针尖上削铁的企业，如果不能为国家增加税收，不能为职工提高收入，我就不是一名称职的厂长！让我顿时肃然起敬，那年他被评为扬州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三位无一例外都是“认死理”者，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在宝中教书二十三年，诸多领导与同仁在我心中都是值得敬重与效仿的师长，张汉文、张豪、宋雨亭几位不同时期的校长都有着爱人之心、容人之量、识人之智、用人之艺。在那个知识分子动辄获咎的年代，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过人的政治胆识与智慧，让一群老中青知识分子在宝中校园里安心地教书育人。最让人敬佩的莫过于张汉文老校长。五十年代那场斗争是有指标的，宝中这个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竟然没有一人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在全国恐怕也是一个政治奇迹。他本人后来却被当时的县委领导视为“一贯右倾”，而调离宝中。邰让之、金鸿章、朱九成、季肇瑞、陶金如、潘大白、郭子忠、朱志宏、房梦飞、方葆先、乔鸿哲、朱广霑等来自本地的老师，哪一位不是品端学邃、忠于职守、悉心育人的师表！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真正理解，不是来自师范学校的教科书，而是在这个群体中经过八千三百九十五天的熏陶与濡染获得的。乃至于后来能在校长的岗位上坚持十余年之久，无不因为受了张汉文等老校长和诸位前辈的启迪与示范的结果。

宝应的学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内敛”而“执着”。现在有一个特别耀眼的名称——“学霸”，指智力超人，门门轻松考第一的学生。坦率地说我在宝中、电大教学数十年，未曾见过一位这样的“学霸”。然而仅我教过的学生中，在国内外不同岗位上卓有建树和成就者却不乏其例，他们为学和做人是一致的，日积月累而不争一日之荣。这与古之学者是一脉相承的。最近我读到王强同志的专著《王式丹年谱新编》，得到极为有力的印证，王式丹曾三次落第，十二年不入科场，却在五十九岁时一举获得会试、殿试第一，成为康熙朝著名的白头状元。这位先贤真是把宝应人的精气神作了最集中最精彩的诠释。

这些年各地都在打造地方文化，也的确增强了人民的文化自信。我多么希望有人能把宝应人这种“认死理”“说死话”忠信执着的精神做成本地独有的文化标识。因为这才是华夏民族千古不朽的人文根脉。